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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秦晖，生于1953年12月，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1年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毕业于兰州大学，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研究员，现为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农民史研究会理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青基会社区文化委员会委员、研究委员会委员。早年主要研究农民史、经济史，1990年代后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当下的结合，尤其关注转型期中国的权力与资本的问题。 秦晖教授是《一五一十电子周刊》的作者，他的《从大共同体本位到公民社会——传统中国及其现代化再认识》和《多民族国家的多元与认同之道——印度与南斯拉夫的比较》被收入周刊第11和27期。 【秦晖语录】 中国应当以“公正至上”来消除“权家通赢”之弊，创造一个机会的平等环境，然后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才可以讲效率优先兼顾社会保障。——《“不公平的伪竞争”与“反竞争的伪公正”》 中国地方政府竞相入市牟利的所谓“政府公司主义”现象打破了改革前中央统制下的死气沉沉，确实是中国经济“充满活力”的原因之一，但政府利用权力“自由牟利”与民间的经济自由完全是相反的东西，这应该是任何经济学尤其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常识。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不是20世纪的福利资本主义或“人民资本主义”，但也不是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如果一定要在历史上寻找相似性的话，它倒更类似于17世纪原始积累时代、“重商主义”时代或“旧济贫法”时代的“资本主义”。——《学习西方的“社会主义”》 中国如果按照目前的模式一直维持”低人权优势”下的发展，实际上也就是一直以自我剥削的方式成为别人透支的对象。这个优势有什么好？对世界不好，对中国人就真的好吗？我想只是对一些寡头好。——《中国要崛起，中国模式不应崛起》 更多语录… 关注农民问题 提出“黄宗羲定律”，直接促成农业税的取消 历史上每次进行税费改革，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都会再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再改，再上涨。 并税式改革可以搞，但光有这样的改革是不够的。公民作为纳税人的权利如果长期受到忽视，如果他们总被视为“耕田奉上之草民”，那么任何单纯的“税改”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 税费改革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实际上也是处理农民和国家的关系，也就是农民在公民国家或者现代国家中的公民权问题。现在关键在于，我们已经承认给农民的权利，能否给予多一点尊重，不管是后农业税时代还是前农业税时代，农村问题的核心始终就是这一问题。我认为没有什么三农问题，只有农民问题，农民问题也不是种田人的问题，农民问题实际上是在农村之外的问题。——《后农业税时代的乡村社会建构》 土地私有导致农民战争是对历史的误解 所谓土地私有会造成土地兼并、农民战争的说法是我们的历史学以前制造的一大误解，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如果可以说是农民战争的话)，跟土地兼并基本上没有关系，基本上都是农民和官府的矛盾。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为”土地自由交易”而过分担忧。 我觉得中国的地权制度改革的进步还是要通过维护农户的权益来取得。如果要讲“集体”,那这个进步就要表现在农民组成集体的自由度的提高,农民要有“结社”权和“退社”权,在形成“集体”这个方面要有更多的进步。而在这一步没有实现之前,农民———我这里指的是个体农户———在交易中的权利应该更大一些。现在如果把林权制度改革的一些内容延伸用于农地制度,就是朝这个方向走。如果是这样的话会比现在这种“集体土地”可以上市更好。——《十字路口的中国土地制度改革》 对启蒙的反思 启蒙的要义在于”群己权界”的划分，即”权界要划清，不能群己不分；己域要自由，不能让所谓公共权力乱干涉，群域要民主，不能任个人或未经公众委托的少数人专断；基本的群域或己域已有共识；达不成共识的模糊区域让公众定期重新划分”。 如果真正要反思中国的启蒙，恐怕很难说这个启蒙是太保守还是太激进。启蒙的价值并没有错，但最大的问题是，由于有救亡的背景，它的针对性的确有严重偏差。从戊戌失败以后一直到五四的这个期间，启蒙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它对个性的张扬主要是冲着小共同体来的，具体地说，主要是冲着家族、宗族来的。那么在反对宗族主义的背景下，就给极权主义和伪个人主义的结合提供了一种空间，以至于导致了以追求个性解放始，到极端地压抑个性终这样的一种“启蒙的悲剧” 。——《在继续启蒙中反思启蒙》 中国要崛起，”中国模式”不应崛起 中西方的左右派平台不同 中国的特色不在于“主义”，而在于那个平台：西方的左右派都是在民主的平台上玩，而中国的左右派却是在一个相反的平台上。于是中国的左右派首先都是在为“皇上”考虑，而不是为老百姓考虑——我这并不是进行“道德谴责”，中国的左右派也许良心不比西方的左右派差，问题在于他们生存的平台不一样。 其实中国并不比别的国家更左或者更右。只不过，中国“左”起来给政府扩大权力很容易，但追问它的责任却很困难；中国“右”起来呢？推卸政府的责任很容易，但限制它的权力却很困难。——《中国模式特点是非民主平台》 中国模式特点是官自由和穷人负福利 如果说“穷人的自由”和“富人的自由”未必冲突，“官自由”与“民自由”却一定是冲突的。官府不受制约，民众无论贫富必无自由！这也是无论“福利国家”还是“自由放任”的主张者都承认的吧！——《中国模式特点是非民主平台》 那种所谓中国经济比西方更自由因此增长更快的说法违背了起码的事实。尽管中国在为公共福利和弱势者保障而限制经济自由的方面的确远不及瑞典——甚至在很多方面不及“低福利”的美国，但是在为权贵、垄断寡头和特权利益集团而限制经济自由的方面不仅超越了美国，甚至也远远超越了在“右派”看来经济很不自由的瑞典！——《西方经济学家为何都夸中国》 我觉得中国在福利问题上最应该避免的就是负福利现象。我们的福利和自由都应该更多，现在我们没资格讲什么福利国家病，首先把我们的负福利问题解决了再说。如果你是自由主义者，你首先应该否定特权福利，但是，在中国老百姓的福利刚刚才起步，反什么？而如果你是社会主义者，你应该首先应该推动国家对弱势群体承担责任。——《中国要崛起，中国模式不应崛起》 中国应该怎么变 中国应该改变，改变老实说也很简单，无论是自由还是福利都得向人家学习。政治自由的意义自不待言，经济自由也还要增加，要反垄断，改变“国进民退”的做法。其实不要以为这是什么了不得的思想解放。大家忘了这其实是中国共产党的老主张。1949年以前共产党把那时的国有资产叫“官僚资本”，而私营企业叫做“民族资本”。“官僚资本”被列为罪恶的“三座大山”之一，而那时的“国进民退”被共产党叫做“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所以让“民族资本摆脱官僚资本的摧残”其实也不是什么“新自由主义”的专利。——《中国要崛起，中国模式不应崛起》 【视频】 网易[意见中国]-第47期-秦晖(上)：负福利拉大中国贫富差距 网易[意见中国]-第48期-秦晖(下)：寻求新的中国优势 【拓展阅读】 秦晖专栏 网易名人微博系列：著名学者秦晖 余杰：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刘瑜，1975年12月出生，祖籍江西鄱阳县，网名drunkpiano。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学士和硕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博士后、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系讲师。2010年回国，现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刘瑜著有《民主的细节》、《送你一颗子弹》、《余欢》，同时为媒体撰写时评专栏和书评影评专栏，其研究领域包括中国政治、转型政治经济学、比较民主化、中国革命和比较政治制度。 刘瑜女士是《一五一十电子周刊》的作者，她的《民意与伪民意》、《不忘记，不原谅》、《重新发现我们自己》、《公民觉醒》、《怎样悼念死者》分别被收入周刊第一、十四、十六、十八和二十一期。 【视频】 我的学思历程——刘瑜在立人大学暑期学校分享学思历程的四个阶段：一片空白期、随波逐流期、头重脚轻期、重头再来期。 更多视频 【刘瑜语录】 中国需要引入西方的普世价值吗 ——刘瑜微博 普世价值不需要从外面引入，中国只需要把蒙蔽和扼杀人性的制度、暴力、宣传给移走而已。 鉴定民意的真伪 ——民意与伪民意 鉴定民意的真伪，标准不在于民众选择的那一刻是不是真诚，而在于他们在形成意见时讨论是否自由、观念可否多元、信息是否充分。没有自由讨论基础的民意，就象一年四季只吹西北风的树，长歪了毫不奇怪。如果美女A盛装在镁光灯下从观众面前惊艳地飘过，而美女B只能带着口罩站在舞台后方黑漆漆的角落里。就是百分之百的观众百分之百真诚地选择了美女A为选美冠军，那能说明什么呢？说明那个镁光灯质量不错，以及那个口罩还挺严实。 民众对政府一定的不信任是政治健康的表现 ——肩负自由的疲惫 正是“批判性公民”的警觉，在推动政府完善公共服务。正是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在把这个政府改造得越来越值得信任。这也是为什么在民主国家，民众对政治机构的不信任虽然日渐加深，但这些国家民主制度的质量——无论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来衡量，还是清廉腐败指数，甚至经济绩效来衡量——都稳居前列。换句话说，民众对政府一定的不信任恰恰成了政治健康的表现。 更多语录 美国式民主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关于《民主的细节》的一个访谈 说到借鉴，我觉得美国民主的经验以及教训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个体自由和民主一样重要——“民意”、“百姓”、“国家”、“集体”不是牺牲个体自由和权利的理由。真正有质量的民主，不是解决“谁当家作主”的问题，而是致力于“不管是谁，如何当家作主”的问题：有没有权力的制衡、有没有充分的有理有据的政策讨论、个体自由是否得到保护。 为什么在发达的欧洲国家，民众对于选举政治普遍感到疲惫甚至厌倦 ——关于英国大选的访谈 发达欧洲国家里民众普遍厌倦、怀疑政治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这个政治体系的确出了问题，让民众愤怒。第二，政治文明的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民众就“不需要” 关心政治了——虽然各个政党表面上吵得热火朝天，但实际上它们的共性远远大于差异性，而且这种共性并不是什么“天下乌鸦一般黑”，它恰恰是基于各个政党对主流民意的遵从。第三，社会的发展会促进公民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由于这种批判精神，所以往往越是发达国家，民众越“满腹牢骚”。 制度是怎样形成的 ——公民觉醒 如果制度仅仅是空降下来的，比如说就像美国空降一个民主制度到伊拉克，制度完全没有社会的、文化基础，没有民间社会的发展来和它呼应，它是非常脆弱的，不但脆弱，而且很可能换汤不换药。如果制度的变化过程是民间的力量在推动，是从公众的点滴努力中“生长”出来，有文化、经济、社会的支撑，那样的制度变化才是真的制度变化。没有这些，仅仅靠换一套法律条文是不够的。 用制度改进来悼念死者 ——怎样悼念死者 目前，中国生产全世界35％的煤，却占据了矿难死亡人数的80％，百万吨死亡率是美国的一百倍，甚至是印度的十倍。一年四、五千的亡灵里，平顶山的那33个工人只是小小一朵浪花。对他们真正的悼念是什么？也许不是降半旗，不是烛光集会，而是让他们活着的工人兄弟在立法机构、在政府、在法院面前，都有权利说话，从而通过制度的改进挽救无辜的生命。 不忘记，不原谅 ——至少还有记忆 对于历史的伤痛，我们习惯于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何必揭历史的伤疤”；对于哪怕映射这一伤疤的文艺作品，我们涂抹着西方解构主义、荒诞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口红的嘴巴又说，“这种宏大叙事是多么的土气”。但是，但是，如果对生命和痛苦的漠视可以体现在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里，它同样可以体现到我们对现实的态度里――事实上，当我们的文艺作品用五光十色的豁达、诗意、颓废、华丽、放荡、恶搞，以及最重要的，沉默，去包裹怯懦时，它正在体现到我们对现实的态度里。 为什么要重新发现社会 ——重新发现我们自己 社会之所以需要被发现，是因为社会这个“秘密”往往被国家的光芒所笼罩。在一个国家至上的传统里，社会的自发发展总是被视为病毒，需要被围追堵截。在这个传统里，“国家”不但肌肉发达、力大无比，而且在道义上也总是可歌可泣。相比之下，社会则像是个面黄肌瘦、发育不良的孩子，一不听话还要被拎起来打一顿屁股。 选择性洁癖甚至主次颠倒的洁癖，转移我们对核心问题的注意力 ——刘瑜微博 我尊重追究每个事实细节真假的”事实洁癖“，但我同时认为，关注意义相对重大的事实应超过关注意义相对微弱的事实，比如”当今中国普遍存在城管暴力“这一事实在我看来比”重庆某个小贩是被打倒还是在惊吓中摔倒“更重要（当然这也重要）。选择性洁癖甚至主次颠倒的洁癖，转移我们对核心问题的注意力。 如何看待从经典出发的读书态度 ——从经典到经验 一个经典之所以是经典，不应该是有多少人赞美过它，而是它真的能帮助你认识你当下的世界与自己。如果它不能做到这一点，要么是你的功力还不够去真正读懂它，要么是它真的其实也没什么。用我一个朋友的话来说，其实肖邦也没有什么，就是他那个时代的周杰伦嘛。 从经验出发的读书态度 ——从经典到经验 我现在主张的，是一种从经验、从问题出发的读书态度，而不是从“死去的古代白人贵族男子视角”出发的读书态度。比如，如果现在困扰我的问题是“民主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那我就老老实实去读Prezworski, Inglehart, Huntington等做相关经验研究的人，柏拉图、黑格尔等“大师”估计也帮不上多大忙。 一本书之好与坏 ——重新发现我们自己 一本书之好与坏，不仅在于它有多深刻或者里面充斥了多少生僻术语，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把握了时代的问题和需要。面对一个胃病病人，你带来的高血压药再高级名贵也无济于事。 你怎么看待你的“公共知识分子”荣誉称号 ——公民觉醒 对我来说，知识和观念传播的效果，影响公众也好，影响政府也好，都是副产品。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智识上的好奇心，这是我最原初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我把自己称为“知识分子”。现在在中国“知识分子”好像成了一个贬义词，大家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知识分子，但是我愿意把自己称为知识分子，至少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如果有一天我失去了智识上的好奇心，纯粹出于一种悲情的使命感去做“公共知识分子”的话，会很累，很不开心。 【拓展阅读】 刘瑜博客 刘瑜微博
徐贲，1950年出生于苏州，曾就读于苏州大学、复旦大学，马萨诸塞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现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先后在国外出版专著四部，在国内外重要期刊上发表了几十篇学术论文，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批评、文学作品分析、文化批评等。入选为2009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写作常围绕公民社会建设、公共生活、国民教育、公共文化记忆等领域，深入分析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 徐贲教授是《一五一十电子周刊》的作者，他的《专制独裁不是人民的“永劫”——埃及革命的意义》、《死刑和司法正义》、《“在坟地上跳舞”是不得体的》、《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中国公民社会如何向东欧学习》以及《大学荣誉的“守门人”在哪里？》被收入周刊第1、9、11、14、16和26期。 【徐贲语录】 暴力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在暴力达不到目的时，暴力本身甚至还会变成目的。——《善待底层民情》 只有民选赋权、具有权威合法性的公民政治代表制度才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没有这个民选代表的基础，“民主”便是一个建立在河滩上的虚幻景象。——《“农民工”人大代表的喜和忧》 一种声音加一片沉默，那是独声，不是和谐。和谐是一种关系，是不同声音的共同存在，是多元存在凭借公共舞台的一种合作性展现。每一类乐器的表演成分可以有重有轻，有主有次，有大有小。但没有任何一类乐器表演应该独尊排它，也没有任何种类的乐器应该受压制或被轻辱。因此,和谐又是一种相互尊重、相互平等的伦理要求和道德原则。要实现和谐社会，首先需要有一个可以讨论不和谐和其它夹缝问题的社会空间。在这个社会空间中，自由而理性地参与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权利和义务。有讨论，才能取得具有公共真实性的共识，有了这种共识，才能有共同行动。这个允许公众讨论和共同行动的社会空间就是公民社会。——《什么是“和谐”？》 更多语录…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从事人文教育的教师工作的意义在于把学生培养成有独立思想、判断能力，有社会责任感和权利意识，有公共事务参与意愿和能力，能够坚持民主价值的普通知识公民。——《人文教育的职能是公民培养》 人不是天生就知道什么是公民权利和责任的，必须通过学习方能知道。而且，只有接受了好的公民教育，公民才能成为“好公民”。这些是要进行公民教育的根本理由。 公民教育关乎政治，关乎道德、关乎责任、关乎法治、关乎爱国。公民教育还关乎教育自身的作用，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按照某个权力意志的规定去树立正确思想、坚持某某主义？还是为了造就更智慧、更道德的公民？如果是后者，那么公民教育的目的与民主政治的目的便是一致的。如果是前者，那么所谓的公民教育便只能成为专制政治的臣民训练。公民教育的核心价值是自由、平等和尊严，而保证这些价值不受政治权力侵犯的便是公民的政治自由。在公共交流、讨论和共识形成过程中实现的公民教育，它必须以民主宪政的公民自由和权利为条件，因为它本身就离不开公民们在现实日常生活中的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交往和自由参与。——《公民教育·民主政治·爱国主义》 公民教育不是填鸭式的强迫灌输，也不是对动物的条件反射训练，它需要让国民通过自己在国家和社会中所扮演的实际角色，清楚地了解与公民行为世界有关的许多问题。例如什么是政府？政府成员从哪里获得权威，来制订、实施和执行法律、法规，以及如何处理关于法律、法规的争论？政府为什么是必须的？ 政府所做的工作中哪些是最重要的？ 法律、法规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如何评价、评估法律、法规？宪政民主制度的基本价值和原则是什么？为什么人民必须共同拥有（共享）一些价值、原则和信仰？等等。——《“唱红歌”是一种什么样的国民教育》 理性与非理性话语 理性话语是民主社会的特征，而非理性话语则常常伴同专制而生，在专制社会中大行其道，甚至成为政府的权力话语。从社会作用来说，重视学生理性话语能力，是一种维护民主公共生活秩序的公民教育。从公民修养、禀性来说，则是一种提高国民素质的人文教育。——《学会讲道理，向美国基础教育学什么》 虚假、强梁的宣传及其非理性话语会对整个社会的文化、道德、心态、思维方式造成持久的伤害。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语言的暴力。它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础就是奉行“强权即公理”，“政权即镇压职权”，以及无需程序合法性的权力结构。它的洗脑作用使人们把谎言当作真理，因而陷入一种比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更可怕的境地。——《拒绝在肮脏的歪理之河里沉沦》 记忆与见证 从道义上说,集体记忆应当向过去的受难者或弱者倾斜,这就象一个正义社会的公共政策应当向社会弱者倾斜一样。有道德和批判意义的集体记忆,它的基本问题意识就是如何避免在历史中发生过的对弱者和易受伤害者的侵犯、损害和压迫。没有一个社会是人人都遭受苦难的,也没有一个社会是谁都不遭受苦难的。正义社会和非正义社会的区别不在于正义社会中没有遭受苦难的人,而在于正义社会中没有直接遭受苦难者中有许多会对遭受苦难者抱有深切的同情。——《全球传媒时代的文革记忆》 走出历史灾难的阴影，实现社会和解，是“不计”前嫌，不是“不记”前嫌。记住过去的灾难和创伤不是要算账还债，更不是要以牙还牙，而是为了厘清历史的是非对错，实现和解与和谐，帮助建立正义的新社会关系。对历史的过错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责任，而是以全社会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以前的过错。 为苦难作见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现作见证的意愿，不仅需要见证者开口说话，而且还需要有愿意对受害者付出同情心的普遍公众和允许受害者说话的社会环境。在一个苦难见证者众多，但却很少有人站出来作见证的社会里，增强“作见证”的意识便更加是培养公民人格和发挥公民作用的重要内容。有了“作见证”的意识、愿望和行动，灾难受害者（从历史灾难到大大小小社会非正义事件）才不至于只是生活在屈辱的沉默之中。——《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视频】 开卷八分钟(2/6/2009)——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开卷八分钟(3/6/2009)——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续） 人以人性道德的理由来记忆。哪怕对那些与我们只有浅淡关系的人们，我们也与他们因人性道德的记忆而联系在一起。藉由人类共同创伤的记忆，各种社会群体、国族社会，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文明，不仅能够辨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就此担负起一些重责大任，警惕袖手旁观的冷漠。正如英国历史学家 Ian Kershaw 所说，“通往奥兹维辛的道路，为之开道的是仇恨，为之铺路的是冷漠。”对于人类共同的灾难，记忆研究最关心的不是我们愿意记忆什么，而是我们由于道德责任而应该记忆什么。我们应该记住的是那些直接毁灭共同人性的邪恶事件。 【讲座录音】 群众理论与反乌托邦文学（4/6/2007） 苏格拉底对话中的公民服从（25/5/2008） 公共话语的伦理与价值观（12/6/2010） 【拓展阅读】 徐贲博客 刘苏里访徐贲 徐贲：“教育废品”与难以界定的学者写作 徐贲教授的著作包括 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 (1992)、Disenchanted Democracy (1999)、《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1996）、《文化批评往何处去》（1998）、《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2005）、《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2008）、《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2009）、《在傻子与英雄之间：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2010）、《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2011）等，编有父亲徐干生的回忆文集：《复归的素人：文字中的人生》（2010）。
向松祚，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和副所长、《环球财经》总编辑。生于1965年湖北省秭归县周坪乡，93年于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98年因自感不足，辞去人民银行职务，先后留学于剑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欧元之父”蒙代尔，于汇率政策、国际货币制度演变领域深有研究 向松祚先生是《一五一十电子周刊》的作者，他的《大历史视角的美国国债和美元霸权》被收入周刊第二十四期。 【视频：我的读书生活】 我的读书生活：讲述向先生与书相关的成长经历 【向松祚语录】 如果说“艾滋病”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存最危险的致命疾病之一，那么，人类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也同样患上了一种致命的“艾滋病”，那就是起自1971年8月15日的浮动汇率体系。自197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失衡日趋严重，全球整体经济增速日益缓慢，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日益频繁，危机所造成的损失日益深重。如果人类不能采取切实办法治愈金融艾滋病，最终人类经济有可能整体陷入高通胀和低增长的“滞涨”困境之中。 ——《 “金融艾滋病” 》 美国国债对于美元超级霸权和美国主导世界的金融地位，具有最高的重要性。美国国债既不是什么“庞氏游戏”，更不是少数人的“阴谋诡计”，它是美国经济和金融模式的关键组成部分，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是美国这个世界超级大国的独特优势。只有透彻认识美国的“国债之谜”，我们才能找到真正有效的应对之策。 ——《大历史视角的美国国债和美元霸权》 更多语录 今日人类自作聪明，相信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其他多样政策可以挽救金融危机，抹平经济周期，降低货币金融体系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甚至完全防止金融危机和经济周期之爆发。然而，人们并没有停下来仔细思考一个最简单、最有意思的问题：假若放任危机不管，世界将会怎样？理论模型难以模拟，历史经验却有线索，那就是不采取救助措施或许更好！ ——《欧债危机 = 欧元危机吗？》 上世纪60至70年代德国面对的焦点问题就是马克是否升值；到了70至80年代，这一难题转到了日本政府手里。结果日元升值后，本国需要和出口锐减，工人失业，经济放缓。为抵消经济下降，政府实行财政扩张政策。中央银行因此采取了零利率政策，放松货币。但结果是失去了一个十年又一个十年。” ——《下行风险有增无减 结构失衡日益严峻》 当今全球经济体系所面临的最根本失衡，是全球经济之虚拟经济创造中心和真实财富创造中心严重背离。它具体体现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真实财富创造中心）和货币金融中心快速分离。制造业中心已经决定性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货币金融中心却依然由发达国家掌控。 ——《为什么要全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发达国家三大政策困境其实源自最基本的经济制度安排。二战之后，西方民主制度有三大支柱：充分就业成为政府最高目标、最低工资和高福利成为法律制度、工会和压力团体勃然兴起，成为社会主流和权势阶级。西方经济学的政策辩论风起云涌，说到底无非是如何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 稍微思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三大支柱或三大目标完全是自相矛盾。最简单的供求价格机制分析就可以告诉我们：最低工资、高福利、工会和压力团体，本身就是对价格机制的极大扭曲或价格机制的消亡，怎么可能同时实现充分就业和长期经济增长呢？ 民主制度如何才能促进持久的经济活力和经济增长？目前在中国，许多人正在积极倡导最低工资和工会制度，他们相信那是民主制度和民主权利的核心。有鉴于此，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显得尤为迫切。一个工业化和城市化才完成三分之一的国家，是不是有能力马上全面实施各种最低工资法律和福利制度？ ——《明年世界会更好吗？》 GDP只是一国当年的最终产出规模，与该国国民拥有的真正财富不是一个概念。一个国家的真正财富，是该国人民在漫长历史过 程中，所创造和积累的有形财富和无形财富之总和。需要详细编写中美两国的资产负债表，我们才能知道两国财富差距究竟有多大。 ——《中国和美国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美元霸权和美债陷阱是美国全球战略（“美元+美军”战略）的核心。全球最主要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迫使各国不断累积庞大美元储备；全球最具流动性和最安全的国债市场，让各国外汇储备的投资别无选择，只能大量购买美债；赤字和债务为美国筹集巨额军费，巨额军费维持全球军事扩张和掌控全球战略资源（以石油为主）；对全球战略资源的掌控反过来强化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美元霸权—美债陷阱—军费开支—军事扩张—战略资源掌控—强化美元霸权”是美国全球超级大国战略的基本逻辑。 ——《华尔街模式、美元霸权和美债陷阱》 【拓展阅读】 向松祚博客
张铁志，台湾作家、乐评人、时评人。目前在大陆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城市画报，台湾中国时报、联合报、香港明报等两岸三地的媒体写专栏，并参与多个NGO。他一直关注台湾民主化进程和公民社会发育过程，关注抗议音乐，相信音乐对社会变革具有深刻的力量。作品有：《声音与愤怒：摇滚乐可能改变世界吗？》、《时代的噪音：从迪伦到U2的抵抗之声》、《反叛的凝视：他们如何改变世界?》等。 张铁志先生是《一五一十电子周刊》的作者，他的《民主的细节：台湾的新公民运动》被收入周刊第十六期。 【视频：时代的噪音】 张铁志谈音乐如何介入社会 【张铁志语录】 冬天越是寒冷，我们越应该让更多的表演、艺术、文字、音乐成为这个黑暗冬夜的一盏盏火光，让文化成为重建台湾的一股关键力量。——《用文化的火光来对抗时代的黑暗》 台湾的民主之路，不论是从威权到民主的转型过程，或者民主化开展至今二十年的实践经验，都被视为开拓了华人文化的可能性。——《台湾的民主与限制》 更多语录 我觉得人是有社会属性的，不能光在书房里写文章，还要参加到实际的行动里面，还要对政府进行监督，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社会才会向一个好的方向发展。——《张铁志：我的<国际歌>是跟“唐朝”学的》 台湾音乐的力量？ 「美丽岛」这首歌不如「龙的传人」传播地如此全面，且绝非如大陆某些人认为具有「台独思想」。这首歌的確是颂讚台湾这个岛屿上的土地与人民，但创作者李双泽同时也创作了另一首歌曲「少年中国」：对当时的他们来说，台湾与中国並非一组矛盾的概念。只是，三十年来这首歌確实负载了台湾不同政治立场的重量而倍感沧桑。 无论如何，当胡德夫在北京的夜中唱起这首歌时，在台下的我们都流下了眼泪。一些台湾人的泪水是因为胡德夫唱出了故乡的精神，另一些流泪的大陆人则纯粹因为这首歌的歌词与旋律，以及胡德夫带著歷史感的浑厚歌声，是如此简单与美好，对土地的情感是如此丰厚。 而这才是台湾音乐可以征服大陆歌迷的力量。——《龙的传人，美丽岛，与台湾音乐的力量》 摇滚乐真的可以改变世界吗？ 总有人问我，摇滚乐真的可以改变世界吗？我说，往往掌握权力者比音乐人更相信音乐的力量，因为他们总是要禁止某些歌曲，要压抑音乐。然而，音乐真的可以煽动顛覆国家政权吗？无论如何，这次七一事件再次证明政府对音乐的恐惧，为我的「声音与愤怒」命题提供了最佳註脚。 我跟黄耀明都相信音乐具有深刻的力量，可以影响人们的理念与思想。但若只是歌唱，世界並不会自动改变；要推动世界前进，音乐之外，我们还必须行动，要站出来投票，要牵手上街。——《与黄耀明谈音乐与政治》 民主的根本价值，说到底，就是以人为本，尊重每个人的个体价值，確保每个人基本权利。——《台湾的公民素质来自何处?》 【拓展阅读】 张铁志博客
袁伟时，1931年生于广东兴宁，一生历经日军侵华、国共内战、大跃进、文革等历史事件。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曾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山大学中山学院院长。2010年应中大新闻传播和设计学院院长胡舒立之邀，重回杏坛，讲授中国近代思潮。 袁伟时先生是《一五一十电子周刊》的作者，他的《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合力摧毁民初宪政》被收入周刊第二期。 【视频：犀利的老顽童】 腾讯网《大师》系列视频之一，制作于袁先生80岁之际。袁先生在视频中讲述了自己对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中国的宪政改革、学术研究和为人处事的看法。 更多视频…… 学海人生——袁伟时 【袁伟时语录】 任何社会行动都以思想为先导。[1] 迄今为止，中国没有产生世界一流的思想家。我们的思想文化还处于学习、吸收阶段。我们这一代做的只是回归常识，所谓回归常识就是吸收先进的学术文化，这是 任何力量都挡不住的。[2] 历史学家，应该是历史和现状的观察者、批判者。一定要站得比历史人物更高，有独立的视角，才能如实揭示他们的成就与失误。[3] 更多语录…… 我的卑微愿望是自由自在地思考，自由自在地说话[4] 当同学、同事大都含饴弄孙、享受生活之际，我仍然劳作不息，为的是什么？ 一是按照上一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标准，已经是“三等残废”：其貌不扬，五音不全，鸡手鸭脚，只会读书写字。当健康状况出乎意料那么良好的时候，我除了干老本行，实在找不到新的职业。 二是历经人世沧桑，目睹有些人或是欺世盗名，胡言乱语；或是糊涂懵懂；心中有话要说。 说了，尽了自己的责任。说了，同任何人一样，肯定有对有错。外界的毁、誉、支持、打压，均一笑置之，并解读为社会的缩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的 斑点。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我说的是研究者均能看到的事实，理据都是现代公民理应知道的常识。一堆大实话，水平实在不高。 共产党一再教育人们要“追求真理”，为什么有些事实真相就不能讲呢[5] 在复旦念研究生的时候，我的论文题目最初是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我认为它讲得没道理，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会越来越贫困，我就不相 信。我想证明不是那么回事，收集了很多各国资料。指导我做论文的是江泽宏老师，他跟我讲：“老袁——那个时候没有叫小袁的（笑），这样的题目是不能做 的。”这在我心中留下个大问题：共产党一再教育人们要“追求真理”，为什么有些事实真相就不能讲呢？ 我们那一代人受害最早也最深。我们进大学时就跟世界的学术切断了联系，把世界学术主流说成 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所以学术视野很窄。改革开放以后，整个学术是重新做起，从基础做起，当时我们面对的是很多偏见，而且这个偏见是以真理的面目出 现。一开始就面临这些东西，要冲破自己头脑中和社会上的极端片面的东西，要回归主流文化，这个过程非常艰难。 做人和治学很多时候是统一的[6] 做人和治学很多时候是统一的，你要坚持讲真话，会受到很大压力。假如你没有自信，不敢坚持独立的人格，你就屈服了。如果你很有自信，觉得自己是对 的，而且是从整个社会发展、社会变迁的大局出发，从对国家未来的发展会起到什么作用这个高度考虑，你就敢于坚持。 1958、1959年搞什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把许多很有学问的教授说得一无是处。当时的中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冯乃超就说，那是“以无知批有 知”！我很欣赏这句话。我的老师、著名的明史专家梁方仲教授有句名言：“乱拳打不倒老师傅”。（笑）我想，这是五十多年来所谓批判的最好总结。 在您心目中，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应是怎样的呢?[7] 其实我长期以来，不太对很多事情发表看法，我是通过我的历史论著来表达信念。 对我来说，我对现实也持一种观察、探究的心态。历史学家，应该是历史和现状的观察者、批判者。一定要站得比历史人物更高，有独立的视角，才能如实揭示他们 的成就与失误。作为历史研究者，我发表意见；作为普通公民，我也可以发表意见。但作为普通公民，我发表的意见不多，很多是人家问我我才说。人要扬长避短， 我更多是以历史研究者的身份发表些看法。 在您看来，公民社会的内涵包括哪些方面？[8] 我理解的公民社会包括几个方面： 一是私人生活领域。公民权利，私生活、日常活动能不能得到有力的保护，不会随便受到干预、监控？深圳提出建设公民社会，这值得我们观察、关注。在中国内地，各方面干预私人生活的情况太多了。 二是公共领域。在公共生活中，公民能不能自由倡议？对政府的作为能否进行批评、监督？几次党的代表大会上都讲过，公民有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 如此等等。不过，支票似乎没有好好兑现。这些都是现代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也是在中国共产党早已承诺的东西，需要在深圳得到落实。 三是公民组织。公民应该有结社的权利，自己组织起来的权利，单个公民太弱势，在强势政府面前无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慈善组织，环保组织，社区自治组织，各个 群体自己感到需要的组织，应该自由生长。要抛弃阶级斗争恐惧症，对自己的国家要有自信，不要老是疑神疑鬼，公民组织就会健康成长了。 最近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李连杰在中央台访谈中说，壹基金可能要中断，因为挂靠在官办的中华慈善总会下面，两者发生了矛盾。此中透露的消息是，一个中国 公民要做慈善，不得不接受官方控制，不能独立募捐，独立从事慈善活动。这是中国政治改革滞后造成的恶果。深圳能否欢迎壹基金到深圳来，让李连杰的各种困难 迎刃而解？如果这样办，我想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一再受阻？[9] 参加WTO 所以值得称许，在于它标志着中国终于朝接受现代社会运行机制的基本框架前进了一大步。不管姓社姓资，离开这个制度框架，现代化和国家的完全统一，就缺少牢固的基础。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一再受阻？一个重要原因是抗拒现代西方主流文化，不愿老老实实致力于建立现代社会共同的基本制度框架。藉口是多方面的。 一是走捷径。从孙中山的“毕其功于一役”，到后来的“不断革命”，还有形形色色的“第三条道路”，总是想一举超越欧美。 二是老想独辟蹊径。“国情特别”、“中国人不比别人笨”，这些不无一些道理的前提，往往成了出怪招、走歧路的根据。 为此人们通常从两处寻找智慧：首先是中国传统文化。它似乎成了专医古今中外奇难杂症的百宝箱，惟独不审视它与近代中国步履维艰有什么关系。另外是西方各种非主流文化。在彼邦，那是有益的探索和批判力量。橘逾淮成枳；到了中国，往往丢掉批判的灵魂，也不考虑它在西方文化中的语境，摇身一变成为来势汹汹的偏激。于是，美国三流学者的著作搬过来成了民生主义的理论支柱。风行的是：不认真研究现代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理论的全面状况，或是一股脑视之为资产阶级的骗人鬼话，彻底反其道行之而后快；或是专走偏锋，以坚决否定现代主流文化为己任。 不管姓社姓资，要富强、统一，就要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建立这样的架构。这是百年中国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经验。如果光从经济发展速度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 ）年均8~9%，可谓不俗。考虑到中间适逢世界经济大危机，更为难得。可是，导致国民党统治坍塌的种子也已埋下。原因是在制度选择上犯了几个致命的错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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