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宝强

许宝强，美国纽约宾咸顿大学博士，现任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通识教育学士后文凭课程主任。著有《告别犬儒:香港自由主义的危机》、《限富扶贫——富裕中的贫乏（新编）》、《资本主义不是什么》、《告别懒人常识——寻找多元的文化生活》等书。学术论文散见《台湾社会研究》、Cultural Studies Review、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Hong Kong Journal of Socioloy 等学报。研究兴趣包括文化经济学、教育与文化研究、小区经济、知识政治、社区发展、资本主义历史等范畴。 许宝强积极参与社会讨论，经常在香港不同报纸撰写评论文章月旦时事。他是Co-China论坛第十三期 ：地产霸权下的香港和中国 的嘉宾讲者之一。 【视频：限富扶贫——富裕中的贫乏】 视频是香港Now TV时事全方位节目内的“读书好”环节，许宝强教授受访谈论他最近出版的新书内容，并回应有关社会财富分配的问题。 【许宝强语录】 消费者，特别是中产阶级，很难不进入楼市的消费市场中。政府取消租金管制导致租金的上升，公共房屋的减少，以及其它居住可能性的减少，让买楼房变成比较单一的选择，特别是在低利率下，买楼成为了一个保值的需求。当然也有文化上所谓的欲望建构，包括广告宣传等等，让市民觉得好像买一个楼房，以及不断地用楼换楼那种方法才是一个有价值的身份象征。—— <Co-China论坛:地产霸权下的中国和香港> 更多语录 相对贫穷的概念基本上是有富裕才有贫穷，所以要处理贫穷的问题一定要同时处理富裕的问题。香港投入扶贫的资金很多，但总是小修小补，并没有触及最根本的两极分化。若要扶贫就须限制富裕阶层越来越膨胀的垄断力量和各种不规范的操作。—— <Co-China论坛:地产霸权下的中国和香港> 英国、美国、澳洲与本地等经济学界（和其它社会科学社群），对于最低工资会否带来上述的负面影响，至今仍未有定论；甚至被封为自由主义大师的海耶克（ F . A . Hayek ），1945年4月接受两位芝大教授访问时，也曾清楚表明不会反对最低工资立法，原因是最低工资不会破坏市场竞争所依赖的平等条件。—— <对最低工资评论的评论> 早期的政治革命，例如1688 年英格兰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甚至之后的美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发动者的目的，原是想复辟过去被专制政权或殖民统治所破怀的秩序和价值，但不经意的结果却是：暴力推翻了既存的政权，开创出新的时代。阿伦特指出，在美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中，原想循环回归到过去的秩序的“革命者”，在行动的过程中终于理解到复辟的虚妄，才决心投入新世界的建造，也因此为“革命”赋予新义。 —— <革命与妥协> “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福祉，其实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改进，部分地区“繁荣”的景象和消费，基本上只是财富再分配的结果——由低收入地区/社群转往富裕的城市阶层，由未来的一代转移至“先使未来钱”的信用卡用户，由自然生态的破坏转移到大都市的消费。—— <告别“极端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民粹政治> 回顾过去10 年的香港，不难发现，民粹政治的逻辑，似乎愈来愈主导香港的政治生态和社会文化。随着贫富悬殊加剧，香港资本主义运作的方式不仅愈来愈不愿为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低收入社群，提供美好的愿景，更为了保持贫富分化的势头，进一步尝试把资源从中低收入社群转移往富裕阶层，造就了缩减公共医疗、公共房屋和其他社会福利的政策，改变了66 至67 年后殖民政府为了政治稳定而推行的一些带财富再分配效果的做法，使不同社群（例如公屋住户）的特定需求（例如减租），难以在新的政治生态下获得满足。 —— <民粹政治与犬儒文化> 议题探究式学习的目的，是培育学生终生学习能力、深化对知识的了解和应用技巧，以学生的兴趣、关注作动机，将学生置于学习过程中心，老师只是从旁提供指引和辅助。在议题探究式学习中，学生应拥有并掌控整个探究的过程和结果，并学习管理和修正探究学习的步骤。探究式学习应理解和尊重学生发展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哪怕是简单、带实验性的方法，也是良好的学习经验和发现过程。—— <让学生主导通识学习>     【拓展阅读】 许宝强网上文集    

秦晖

秦晖，生于1953年12月，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1年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毕业于兰州大学，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研究员，现为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农民史研究会理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青基会社区文化委员会委员、研究委员会委员。早年主要研究农民史、经济史，1990年代后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当下的结合，尤其关注转型期中国的权力与资本的问题。 秦晖教授是《一五一十电子周刊》的作者，他的《从大共同体本位到公民社会——传统中国及其现代化再认识》和《多民族国家的多元与认同之道——印度与南斯拉夫的比较》被收入周刊第11和27期。   【秦晖语录】 中国应当以“公正至上”来消除“权家通赢”之弊，创造一个机会的平等环境，然后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才可以讲效率优先兼顾社会保障。——《“不公平的伪竞争”与“反竞争的伪公正”》 中国地方政府竞相入市牟利的所谓“政府公司主义”现象打破了改革前中央统制下的死气沉沉，确实是中国经济“充满活力”的原因之一，但政府利用权力“自由牟利”与民间的经济自由完全是相反的东西，这应该是任何经济学尤其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常识。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不是20世纪的福利资本主义或“人民资本主义”，但也不是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如果一定要在历史上寻找相似性的话，它倒更类似于17世纪原始积累时代、“重商主义”时代或“旧济贫法”时代的“资本主义”。——《学习西方的“社会主义”》 中国如果按照目前的模式一直维持”低人权优势”下的发展，实际上也就是一直以自我剥削的方式成为别人透支的对象。这个优势有什么好？对世界不好，对中国人就真的好吗？我想只是对一些寡头好。——《中国要崛起，中国模式不应崛起》 更多语录… 关注农民问题 提出“黄宗羲定律”，直接促成农业税的取消 历史上每次进行税费改革，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都会再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再改，再上涨。 并税式改革可以搞，但光有这样的改革是不够的。公民作为纳税人的权利如果长期受到忽视，如果他们总被视为“耕田奉上之草民”，那么任何单纯的“税改”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 税费改革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实际上也是处理农民和国家的关系，也就是农民在公民国家或者现代国家中的公民权问题。现在关键在于，我们已经承认给农民的权利，能否给予多一点尊重，不管是后农业税时代还是前农业税时代，农村问题的核心始终就是这一问题。我认为没有什么三农问题，只有农民问题，农民问题也不是种田人的问题，农民问题实际上是在农村之外的问题。——《后农业税时代的乡村社会建构》 土地私有导致农民战争是对历史的误解 所谓土地私有会造成土地兼并、农民战争的说法是我们的历史学以前制造的一大误解，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如果可以说是农民战争的话)，跟土地兼并基本上没有关系，基本上都是农民和官府的矛盾。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为”土地自由交易”而过分担忧。 我觉得中国的地权制度改革的进步还是要通过维护农户的权益来取得。如果要讲“集体”,那这个进步就要表现在农民组成集体的自由度的提高,农民要有“结社”权和“退社”权,在形成“集体”这个方面要有更多的进步。而在这一步没有实现之前,农民———我这里指的是个体农户———在交易中的权利应该更大一些。现在如果把林权制度改革的一些内容延伸用于农地制度,就是朝这个方向走。如果是这样的话会比现在这种“集体土地”可以上市更好。——《十字路口的中国土地制度改革》   对启蒙的反思 启蒙的要义在于”群己权界”的划分，即”权界要划清，不能群己不分；己域要自由，不能让所谓公共权力乱干涉，群域要民主，不能任个人或未经公众委托的少数人专断；基本的群域或己域已有共识；达不成共识的模糊区域让公众定期重新划分”。 如果真正要反思中国的启蒙，恐怕很难说这个启蒙是太保守还是太激进。启蒙的价值并没有错，但最大的问题是，由于有救亡的背景，它的针对性的确有严重偏差。从戊戌失败以后一直到五四的这个期间，启蒙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它对个性的张扬主要是冲着小共同体来的，具体地说，主要是冲着家族、宗族来的。那么在反对宗族主义的背景下，就给极权主义和伪个人主义的结合提供了一种空间，以至于导致了以追求个性解放始，到极端地压抑个性终这样的一种“启蒙的悲剧” 。——《在继续启蒙中反思启蒙》   中国要崛起，”中国模式”不应崛起 中西方的左右派平台不同 中国的特色不在于“主义”，而在于那个平台：西方的左右派都是在民主的平台上玩，而中国的左右派却是在一个相反的平台上。于是中国的左右派首先都是在为“皇上”考虑，而不是为老百姓考虑——我这并不是进行“道德谴责”，中国的左右派也许良心不比西方的左右派差，问题在于他们生存的平台不一样。 其实中国并不比别的国家更左或者更右。只不过，中国“左”起来给政府扩大权力很容易，但追问它的责任却很困难；中国“右”起来呢？推卸政府的责任很容易，但限制它的权力却很困难。——《中国模式特点是非民主平台》 中国模式特点是官自由和穷人负福利 如果说“穷人的自由”和“富人的自由”未必冲突，“官自由”与“民自由”却一定是冲突的。官府不受制约，民众无论贫富必无自由！这也是无论“福利国家”还是“自由放任”的主张者都承认的吧！——《中国模式特点是非民主平台》 那种所谓中国经济比西方更自由因此增长更快的说法违背了起码的事实。尽管中国在为公共福利和弱势者保障而限制经济自由的方面的确远不及瑞典——甚至在很多方面不及“低福利”的美国，但是在为权贵、垄断寡头和特权利益集团而限制经济自由的方面不仅超越了美国，甚至也远远超越了在“右派”看来经济很不自由的瑞典！——《西方经济学家为何都夸中国》 我觉得中国在福利问题上最应该避免的就是负福利现象。我们的福利和自由都应该更多，现在我们没资格讲什么福利国家病，首先把我们的负福利问题解决了再说。如果你是自由主义者，你首先应该否定特权福利，但是，在中国老百姓的福利刚刚才起步，反什么？而如果你是社会主义者，你应该首先应该推动国家对弱势群体承担责任。——《中国要崛起，中国模式不应崛起》 中国应该怎么变 中国应该改变，改变老实说也很简单，无论是自由还是福利都得向人家学习。政治自由的意义自不待言，经济自由也还要增加，要反垄断，改变“国进民退”的做法。其实不要以为这是什么了不得的思想解放。大家忘了这其实是中国共产党的老主张。1949年以前共产党把那时的国有资产叫“官僚资本”，而私营企业叫做“民族资本”。“官僚资本”被列为罪恶的“三座大山”之一，而那时的“国进民退”被共产党叫做“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所以让“民族资本摆脱官僚资本的摧残”其实也不是什么“新自由主义”的专利。——《中国要崛起，中国模式不应崛起》   【视频】 网易[意见中国]-第47期-秦晖(上)：负福利拉大中国贫富差距 网易[意见中国]-第48期-秦晖(下)：寻求新的中国优势   【拓展阅读】 秦晖专栏 网易名人微博系列：著名学者秦晖 余杰：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施永青

施永青，原名施永兴，祖籍浙江宁波，生于上海，于3岁时移居香港。1978年创办后来在香港地产代理界举足轻重的香港中原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他在2005年时进军传媒行业，创立免费报纸《am730》，该报以中立的编采立场和丰富的专栏内容在竞争剧烈的免费报纸市场稳占一席位。他年青时曾向往马克思主义，在校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组织读书会，甚至因此而曾被学校开除。他中学毕业后仍然思想左倾，任职工人夜校教师8载，直到1976年才脱离左派行列。弃教从商后，他奉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为企业管理的原则，在集团营运上尽量放权予下属，任由属下发挥个人创意发展业务。 施永青曾在苹果日报撰写专栏，现在在《am730》开设专栏，就香港乃至世界各方面发表意见。他出版的著作包括《在厕板上悟出来的道》、《非A非B的C观点》以及《地产老施如是说》等。 施永青是Co-China论坛第十三期 : 地产霸权下的香港和中国 的嘉宾讲者。 【视频】 香港百人: 介绍施永青如何带领中原地产发展壮大 【施永青语录】 三十岁之前，思想不左倾的人，根本没有理想可言；但三十岁之后，思想仍是左倾的，他是不懂得面对现实。——《施永青：无为而治 成就霸业》 我认识一些朋友，人比我聪明，付出的努力也不比我少，但总是时运不济，至今仍时郁郁不得志。这才令我相信，成功的背后除了有一番努力外，还需要有”死好命”。一个相信自己已掌握成功之道的人就会偏向骄傲，相反，一个相信自己是死好命的人会比较谦虚。人肯谦虚，才知道自己有所不知，才有接受新知识的能力，才能在人生的路上不断前进。过度迷信过去的成功之道，只会令自己停滞不前，最后只能靠想当年渡日子。我之所以会日渐趋向”无为”，就是因为年轻时过份倾向有为，以为只要自己肯努力，事情总会有成功的一天。到年纪长大了，遇到的挫折多了，才知道世事有它自己演变的规律，人能产生的影响其实不多。——　<Ｃ观点：成功皆因死好命＞ 人类的主要学习模式，就是知道什么是错的；不容许犯错的结果，就是没有进步，永远停留，学不到新的知识。—— 《C观点 : 容許犯错才有进步》 更多语录 老子说：”善用人者，为之下。” 意思就是：要善于用人，就愿意自处于一个低下的位置。一般而言，可以做老板，当然想有所作为。因此，很多老板心中早有一套鸿图大计，深信只要伙计全力推行，成功一定指日可待。然而，有很多老板就是因为太过有为，什么都一早设想好，根本没有空间留给伙计去发挥创意。结果公司里只有老板一个在动脑筋，请了多么有本事的伙计都没有机会发挥他们的作用。老子说：”善用人者，为之下。”意思就是：要善于用人，就愿意自处于一个低下的位置。—— ＜Ｃ观点：老板无为伙计才能有作为 ＞ 一个有为的领导人，以为自己雄才伟略，倾向严格要求下属执行他的指令。表面上，这样的机构上下一致，很有力量，但这样的机构会过度单一化，只能试领导人心目中的那一套，没有机会让员工各自作不同的尝试。只有作多样化的尝试，才能总结出不同的经验，机构才能在运作中不断学习，不断提升。——　＜C观点：无为有助机构学习 ＞ 有些维护基层权益的组织，虽然也说应视员工为持份者，但我却甚少见他们真正为”持份者”争取具体的权益──包括公司的管理权与利润的分享权。这些在《公司法》里都归持股者所有，这才是社会不公的源头。—— 《C观点 : 是”地产霸权”还是”资本霸权”？》 我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问题不是地产霸权，是资本霸权，资本霸权不改变的话，其它的都改不了。我个人虽然做商业，但我其实也有社会主义倾向，我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公司的普通员工没权分享他们的劳动成果，只有投资者可以享受公司赚来的利润，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让普通工人也可以分享公司利润的话，那利润率好的公司的工作人员就可以有更大的消费能力。 —— ＜Co-China论坛：地产霸权下的香港和中国 ＞ 现在最大的剥削是什么？就是金钱。有一个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叫蒲鲁东，他说金钱最不合理的地方就是本来人生产出来的财富都是要贬值的，农民生产出来的农作物放在仓库里面，给老鼠吃了，或者霉掉了，几年之后就不值钱了。工业产品，比如手机，我用了三年的手机给我儿子用，他一定不会用，他说用这个很难看，工业产品也是不断地贬值的。那为什么实体财富不断贬值，把它换成钞票之后它就不用贬值了？本来钞票只是衡量财富的代表，但财富不断贬值，换了钞票之后就不用贬值了，所以拥有钞票的人占有整个世界的财富会越来越多。劳动者生产财富但不可以分享，投资者可以拿走所有的财富，这才是这个社会最不公平的地方。 —— ＜Co-China论坛：地产霸权下的香港和中国 ＞ 【拓展阅读】 施永青专栏

刘瑜

刘瑜，1975年12月出生，祖籍江西鄱阳县，网名drunkpiano。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学士和硕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博士后、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系讲师。2010年回国，现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刘瑜著有《民主的细节》、《送你一颗子弹》、《余欢》，同时为媒体撰写时评专栏和书评影评专栏，其研究领域包括中国政治、转型政治经济学、比较民主化、中国革命和比较政治制度。   刘瑜女士是《一五一十电子周刊》的作者，她的《民意与伪民意》、《不忘记，不原谅》、《重新发现我们自己》、《公民觉醒》、《怎样悼念死者》分别被收入周刊第一、十四、十六、十八和二十一期。   【视频】 我的学思历程——刘瑜在立人大学暑期学校分享学思历程的四个阶段：一片空白期、随波逐流期、头重脚轻期、重头再来期。   更多视频   【刘瑜语录】 中国需要引入西方的普世价值吗 ——刘瑜微博 普世价值不需要从外面引入，中国只需要把蒙蔽和扼杀人性的制度、暴力、宣传给移走而已。 鉴定民意的真伪 ——民意与伪民意 鉴定民意的真伪，标准不在于民众选择的那一刻是不是真诚，而在于他们在形成意见时讨论是否自由、观念可否多元、信息是否充分。没有自由讨论基础的民意，就象一年四季只吹西北风的树，长歪了毫不奇怪。如果美女A盛装在镁光灯下从观众面前惊艳地飘过，而美女B只能带着口罩站在舞台后方黑漆漆的角落里。就是百分之百的观众百分之百真诚地选择了美女A为选美冠军，那能说明什么呢？说明那个镁光灯质量不错，以及那个口罩还挺严实。 民众对政府一定的不信任是政治健康的表现 ——肩负自由的疲惫 正是“批判性公民”的警觉，在推动政府完善公共服务。正是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在把这个政府改造得越来越值得信任。这也是为什么在民主国家，民众对政治机构的不信任虽然日渐加深，但这些国家民主制度的质量——无论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来衡量，还是清廉腐败指数，甚至经济绩效来衡量——都稳居前列。换句话说，民众对政府一定的不信任恰恰成了政治健康的表现。 更多语录 美国式民主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关于《民主的细节》的一个访谈 说到借鉴，我觉得美国民主的经验以及教训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个体自由和民主一样重要——“民意”、“百姓”、“国家”、“集体”不是牺牲个体自由和权利的理由。真正有质量的民主，不是解决“谁当家作主”的问题，而是致力于“不管是谁，如何当家作主”的问题：有没有权力的制衡、有没有充分的有理有据的政策讨论、个体自由是否得到保护。 为什么在发达的欧洲国家，民众对于选举政治普遍感到疲惫甚至厌倦  ——关于英国大选的访谈 发达欧洲国家里民众普遍厌倦、怀疑政治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这个政治体系的确出了问题，让民众愤怒。第二，政治文明的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民众就“不需要” 关心政治了——虽然各个政党表面上吵得热火朝天，但实际上它们的共性远远大于差异性，而且这种共性并不是什么“天下乌鸦一般黑”，它恰恰是基于各个政党对主流民意的遵从。第三，社会的发展会促进公民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由于这种批判精神，所以往往越是发达国家，民众越“满腹牢骚”。 制度是怎样形成的 ——公民觉醒 如果制度仅仅是空降下来的，比如说就像美国空降一个民主制度到伊拉克，制度完全没有社会的、文化基础，没有民间社会的发展来和它呼应，它是非常脆弱的，不但脆弱，而且很可能换汤不换药。如果制度的变化过程是民间的力量在推动，是从公众的点滴努力中“生长”出来，有文化、经济、社会的支撑，那样的制度变化才是真的制度变化。没有这些，仅仅靠换一套法律条文是不够的。 用制度改进来悼念死者  ——怎样悼念死者 目前，中国生产全世界35％的煤，却占据了矿难死亡人数的80％，百万吨死亡率是美国的一百倍，甚至是印度的十倍。一年四、五千的亡灵里，平顶山的那33个工人只是小小一朵浪花。对他们真正的悼念是什么？也许不是降半旗，不是烛光集会，而是让他们活着的工人兄弟在立法机构、在政府、在法院面前，都有权利说话，从而通过制度的改进挽救无辜的生命。 不忘记，不原谅  ——至少还有记忆 对于历史的伤痛，我们习惯于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何必揭历史的伤疤”；对于哪怕映射这一伤疤的文艺作品，我们涂抹着西方解构主义、荒诞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口红的嘴巴又说，“这种宏大叙事是多么的土气”。但是，但是，如果对生命和痛苦的漠视可以体现在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里，它同样可以体现到我们对现实的态度里――事实上，当我们的文艺作品用五光十色的豁达、诗意、颓废、华丽、放荡、恶搞，以及最重要的，沉默，去包裹怯懦时，它正在体现到我们对现实的态度里。 为什么要重新发现社会  ——重新发现我们自己 社会之所以需要被发现，是因为社会这个“秘密”往往被国家的光芒所笼罩。在一个国家至上的传统里，社会的自发发展总是被视为病毒，需要被围追堵截。在这个传统里，“国家”不但肌肉发达、力大无比，而且在道义上也总是可歌可泣。相比之下，社会则像是个面黄肌瘦、发育不良的孩子，一不听话还要被拎起来打一顿屁股。 选择性洁癖甚至主次颠倒的洁癖，转移我们对核心问题的注意力 ——刘瑜微博 我尊重追究每个事实细节真假的”事实洁癖“，但我同时认为，关注意义相对重大的事实应超过关注意义相对微弱的事实，比如”当今中国普遍存在城管暴力“这一事实在我看来比”重庆某个小贩是被打倒还是在惊吓中摔倒“更重要（当然这也重要）。选择性洁癖甚至主次颠倒的洁癖，转移我们对核心问题的注意力。 如何看待从经典出发的读书态度 ——从经典到经验 一个经典之所以是经典，不应该是有多少人赞美过它，而是它真的能帮助你认识你当下的世界与自己。如果它不能做到这一点，要么是你的功力还不够去真正读懂它，要么是它真的其实也没什么。用我一个朋友的话来说，其实肖邦也没有什么，就是他那个时代的周杰伦嘛。 从经验出发的读书态度 ——从经典到经验 我现在主张的，是一种从经验、从问题出发的读书态度，而不是从“死去的古代白人贵族男子视角”出发的读书态度。比如，如果现在困扰我的问题是“民主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那我就老老实实去读Prezworski, Inglehart, Huntington等做相关经验研究的人，柏拉图、黑格尔等“大师”估计也帮不上多大忙。 一本书之好与坏  ——重新发现我们自己 一本书之好与坏，不仅在于它有多深刻或者里面充斥了多少生僻术语，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把握了时代的问题和需要。面对一个胃病病人，你带来的高血压药再高级名贵也无济于事。 你怎么看待你的“公共知识分子”荣誉称号  ——公民觉醒 对我来说，知识和观念传播的效果，影响公众也好，影响政府也好，都是副产品。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智识上的好奇心，这是我最原初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我把自己称为“知识分子”。现在在中国“知识分子”好像成了一个贬义词，大家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知识分子，但是我愿意把自己称为知识分子，至少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如果有一天我失去了智识上的好奇心，纯粹出于一种悲情的使命感去做“公共知识分子”的话，会很累，很不开心。 【拓展阅读】 刘瑜博客 刘瑜微博

徐贲

徐贲，1950年出生于苏州，曾就读于苏州大学、复旦大学，马萨诸塞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现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先后在国外出版专著四部，在国内外重要期刊上发表了几十篇学术论文，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批评、文学作品分析、文化批评等。入选为2009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写作常围绕公民社会建设、公共生活、国民教育、公共文化记忆等领域，深入分析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 徐贲教授是《一五一十电子周刊》的作者，他的《专制独裁不是人民的“永劫”——埃及革命的意义》、《死刑和司法正义》、《“在坟地上跳舞”是不得体的》、《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中国公民社会如何向东欧学习》以及《大学荣誉的“守门人”在哪里？》被收入周刊第1、9、11、14、16和26期。 【徐贲语录】 暴力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在暴力达不到目的时，暴力本身甚至还会变成目的。——《善待底层民情》 只有民选赋权、具有权威合法性的公民政治代表制度才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没有这个民选代表的基础，“民主”便是一个建立在河滩上的虚幻景象。——《“农民工”人大代表的喜和忧》 一种声音加一片沉默，那是独声，不是和谐。和谐是一种关系，是不同声音的共同存在，是多元存在凭借公共舞台的一种合作性展现。每一类乐器的表演成分可以有重有轻，有主有次，有大有小。但没有任何一类乐器表演应该独尊排它，也没有任何种类的乐器应该受压制或被轻辱。因此,和谐又是一种相互尊重、相互平等的伦理要求和道德原则。要实现和谐社会，首先需要有一个可以讨论不和谐和其它夹缝问题的社会空间。在这个社会空间中，自由而理性地参与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权利和义务。有讨论，才能取得具有公共真实性的共识，有了这种共识，才能有共同行动。这个允许公众讨论和共同行动的社会空间就是公民社会。——《什么是“和谐”？》 更多语录…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从事人文教育的教师工作的意义在于把学生培养成有独立思想、判断能力，有社会责任感和权利意识，有公共事务参与意愿和能力，能够坚持民主价值的普通知识公民。——《人文教育的职能是公民培养》 人不是天生就知道什么是公民权利和责任的，必须通过学习方能知道。而且，只有接受了好的公民教育，公民才能成为“好公民”。这些是要进行公民教育的根本理由。 公民教育关乎政治，关乎道德、关乎责任、关乎法治、关乎爱国。公民教育还关乎教育自身的作用，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按照某个权力意志的规定去树立正确思想、坚持某某主义？还是为了造就更智慧、更道德的公民？如果是后者，那么公民教育的目的与民主政治的目的便是一致的。如果是前者，那么所谓的公民教育便只能成为专制政治的臣民训练。公民教育的核心价值是自由、平等和尊严，而保证这些价值不受政治权力侵犯的便是公民的政治自由。在公共交流、讨论和共识形成过程中实现的公民教育，它必须以民主宪政的公民自由和权利为条件，因为它本身就离不开公民们在现实日常生活中的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交往和自由参与。——《公民教育·民主政治·爱国主义》 公民教育不是填鸭式的强迫灌输，也不是对动物的条件反射训练，它需要让国民通过自己在国家和社会中所扮演的实际角色，清楚地了解与公民行为世界有关的许多问题。例如什么是政府？政府成员从哪里获得权威，来制订、实施和执行法律、法规，以及如何处理关于法律、法规的争论？政府为什么是必须的？ 政府所做的工作中哪些是最重要的？ 法律、法规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如何评价、评估法律、法规？宪政民主制度的基本价值和原则是什么？为什么人民必须共同拥有（共享）一些价值、原则和信仰？等等。——《“唱红歌”是一种什么样的国民教育》 理性与非理性话语 理性话语是民主社会的特征，而非理性话语则常常伴同专制而生，在专制社会中大行其道，甚至成为政府的权力话语。从社会作用来说，重视学生理性话语能力，是一种维护民主公共生活秩序的公民教育。从公民修养、禀性来说，则是一种提高国民素质的人文教育。——《学会讲道理，向美国基础教育学什么》 虚假、强梁的宣传及其非理性话语会对整个社会的文化、道德、心态、思维方式造成持久的伤害。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语言的暴力。它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础就是奉行“强权即公理”，“政权即镇压职权”，以及无需程序合法性的权力结构。它的洗脑作用使人们把谎言当作真理，因而陷入一种比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更可怕的境地。——《拒绝在肮脏的歪理之河里沉沦》 记忆与见证 从道义上说,集体记忆应当向过去的受难者或弱者倾斜,这就象一个正义社会的公共政策应当向社会弱者倾斜一样。有道德和批判意义的集体记忆,它的基本问题意识就是如何避免在历史中发生过的对弱者和易受伤害者的侵犯、损害和压迫。没有一个社会是人人都遭受苦难的,也没有一个社会是谁都不遭受苦难的。正义社会和非正义社会的区别不在于正义社会中没有遭受苦难的人,而在于正义社会中没有直接遭受苦难者中有许多会对遭受苦难者抱有深切的同情。——《全球传媒时代的文革记忆》 走出历史灾难的阴影，实现社会和解，是“不计”前嫌，不是“不记”前嫌。记住过去的灾难和创伤不是要算账还债，更不是要以牙还牙，而是为了厘清历史的是非对错，实现和解与和谐，帮助建立正义的新社会关系。对历史的过错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责任，而是以全社会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以前的过错。 为苦难作见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现作见证的意愿，不仅需要见证者开口说话，而且还需要有愿意对受害者付出同情心的普遍公众和允许受害者说话的社会环境。在一个苦难见证者众多，但却很少有人站出来作见证的社会里，增强“作见证”的意识便更加是培养公民人格和发挥公民作用的重要内容。有了“作见证”的意识、愿望和行动，灾难受害者（从历史灾难到大大小小社会非正义事件）才不至于只是生活在屈辱的沉默之中。——《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视频】 开卷八分钟(2/6/2009)——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开卷八分钟(3/6/2009)——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续） 人以人性道德的理由来记忆。哪怕对那些与我们只有浅淡关系的人们，我们也与他们因人性道德的记忆而联系在一起。藉由人类共同创伤的记忆，各种社会群体、国族社会，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文明，不仅能够辨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就此担负起一些重责大任，警惕袖手旁观的冷漠。正如英国历史学家 Ian Kershaw 所说，“通往奥兹维辛的道路，为之开道的是仇恨，为之铺路的是冷漠。”对于人类共同的灾难，记忆研究最关心的不是我们愿意记忆什么，而是我们由于道德责任而应该记忆什么。我们应该记住的是那些直接毁灭共同人性的邪恶事件。   【讲座录音】 群众理论与反乌托邦文学（4/6/2007） 苏格拉底对话中的公民服从（25/5/2008） 公共话语的伦理与价值观（12/6/2010）   【拓展阅读】 徐贲博客 刘苏里访徐贲 徐贲：“教育废品”与难以界定的学者写作 徐贲教授的著作包括 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 (1992)、Disenchanted Democracy (1999)、《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1996）、《文化批评往何处去》（1998）、《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2005）、《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2008）、《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2009）、《在傻子与英雄之间：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2010）、《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2011）等，编有父亲徐干生的回忆文集：《复归的素人：文字中的人生》（2010）。

向松祚

向松祚，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和副所长、《环球财经》总编辑。生于1965年湖北省秭归县周坪乡，93年于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98年因自感不足，辞去人民银行职务，先后留学于剑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欧元之父”蒙代尔，于汇率政策、国际货币制度演变领域深有研究

张铁志

张铁志，台湾作家、乐评人、时评人。目前在大陆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城市画报，台湾中国时报、联合报、香港明报等两岸三地的媒体写专栏，并参与多个NGO。他一直关注台湾民主化进程和公民社会发育过程，关注抗议音乐，相信音乐对社会变革具有深刻的力量。作品有：《声音与愤怒：摇滚乐可能改变世界吗？》、《时代的噪音：从迪伦到U2的抵抗之声》、《反叛的凝视：他们如何改变世界?》等。

黄耀明

香港歌手、达明一派主音、进念二十面体成员，创办人山人海音乐制作公司。作品有《春光乍泄》、《友情岁月》、《暗涌》、《上路》、《天问》、《人山人海》、《下一站天国》等。

野夫

野夫：作家，曾做过教师、警察、出版人，作品《江上的母亲》获2010台北国际书展非小说类大奖。除了文学创作，野夫也关注当下中国的现实，他研究中国基层的社会结构，分析社会不安的深层原因。5.12地震后他曾追踪调查地震之后的社会冲突，完成了长篇调查报告——《治小县若统大国》、《废墟上的民主梦》和《余震绵延的大地》。

于建嵘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一位“用脚做学问”的社会学家。于建嵘长期关注中国底层社会，作品有《中国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变迁》、《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等。

袁伟时

袁伟时，1931年生于广东兴宁，一生历经日军侵华、国共内战、大跃进、文革等历史事件。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曾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山大学中山学院院长。2010年应中大新闻传播和设计学院院长胡舒立之邀，重回杏坛，讲授中国近代思潮。